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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和衰落

星期四 2009年8月13日, 按照 Buddhachannel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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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六月

一种宗教能够令人信仰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有它的内在的价值,佛教尤其是可以说有极高的内在价值。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也是适宜于像佛教这样一个新的宗教运动的兴起的。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在亚洲和欧洲曾经发生宗教和哲学方面的革新运动,从多神崇拜改变为一神崇拜,从古代的原始信仰改变为高深的思想。在中国出现了老子(生于公元前570年)和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在波斯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公元前六世纪),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斯(毒死于公元前399年)和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在印度出现了耆那和佛陀(公元前563-483年)。

在印度除了史诗和奥义书中所提到的几位论师以外,另外还有几位论师,他们的教义是佛陀所一再批判的,认为不是解脱之道。简而言之,当时印度思想界的情形很是混乱,全国的知识分子都仿佛忘记了他们的物质利益,而只埋头于寻找真理。隐士和行脚者的数目很大,仿佛发现真理是唯一无二的重要事情一样。换句话说,全国都沸腾于唯知论之中。因此当时的环境是适宜于像佛陀这样一个博学的思想家的,他在研究和吸取了当时流行的各家教义和思想之后,来向人民传播他所认为是最好的理论。他对于(一)婆罗门的不应有和不合理权利,(二)对于献祭生物以求安慰神祇赐福与人,以及(三)对于婆罗门宗教的严格限制性的批评,立刻在一部分不满意于现存制度的人群之中获得了反应。佛陀以新思想家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揭露了这个已经奴役人们若干世纪的宗教的矛盾理论。他的“自我解脱”的教理打开了许多人的眼睛。他重述了古代的教义,说明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过去的业报所创造的,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教义,声称对神的祈祷甚至对佛陀的祈祷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教导说,婆罗门的僧侣或佛教的和尚只是精神上的导师而已,他们并不是站在神和人之间令人获得解脱的中间人。一个人的解脱要靠他自己的精进和智慧而不是靠神和导师也不是靠佛陀所能获得的。所以他教人:“努力精进,自求解脱”。

(一)基本教义

佛陀在开始说教的时候,就警告他的信徒们,虽然他们是愚昧无知,却不要浪费精力于探求最终的问题,如第一因和生命的目的等,而要按照他所指定的方法来修行。他所规定的修行方法是一般性质的,即身口意业的清净,一定的生活方式,再加禅定,领悟一切现象事物的无常。他以“十二因缘”解释了究竟原则,这个教法使舍利弗和目犍连以及后来的许多知识分子欣佩不已。这个教法说明一切因缘所生的现象事物都是没有不变的自性的,它们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都是在继续不断的转变状态之中,只有非依因缘和合而生、不生不灭的湼槃才是唯一的真实。

这个真理只能在个人自己的心中体会,不是他人所能施与传达的,也不是通过研究和实验所能获得的。这个真理自然出现于精神上有进步的人的心中,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要实行八正道以求精神上的进步,这也就是说要有圆满的戒定慧。

佛陀接受了许多古代婆罗门的主张,包括关于神和灵魂的主张在内,不过他认为这些都是属于现象范畴之内的事,和他所见到的真理丝毫无关。他说真理是可以体会而不可以言说的,因此对于真理仅在言词上讨论是没有益处、和没有意义的。真理超出了四句义的范围,生、不生、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都不足以说明真理。简而言之,这就是佛陀教义的主旨,有理性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特别喜爱这个教义。

(二)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的崇高人格

有助于佛教获得进展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的崇高人格。佛教的卓越教义吸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有名望的婆罗门和刹帝利氏族的人们,如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摩诃迦旃延等等。这一些有声望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品德和博学使佛教在印度获得了一定的地位。这些大师们在佛教学术之中各有专长,如舍利弗长于解释哲理,目犍连精于神通并且善于指导修禅定者,摩诃迦叶长于教导修习苦行,摩诃迦旃延精于解释简洁语句等。这些大弟子致力于弘传佛教,使新起的卓越教义灌注到许多婆罗门、刹帝利、富豪长者和游行者的心中去了。

佛陀以贵族后裔的身份,出身于独立的种族,又以伟大的隐士和哲学者的品德,吸引了当时执政的君王们和富豪长者们的注意,他们不分信仰都以日常需用品供给佛教比丘。频毗娑罗、给孤独长者、吠舍佉、庵婆罗女、时縳迦等都曾以饮食衣服医药住所供给新宗教的信徒们。住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各种族人对于新教义也有同等的热忱,也极力拥护新教的传播,但也许并不放弃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和习惯。

(三)王族的护持

佛教史说明佛教的兴起和衰落是和王族的护持与否有密切关系的。在阿育王当权的时代,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信仰,其后就逐渐衰落了,后来在大夏王弥兰陀和月支王迦腻色迦的护持之下,佛教再度盛行一时。其后又逐渐衰落,直到帝日王、佛陀笈多王和嘉增王统治印度的时代,它又得到复兴,盛极一时。后来到了婆罗王朝的时代,佛教又曾大兴,以后即一蹶不振,在原来兴起的国度里完全消失了。这些盛衰的史实说明佛教的发展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不是由国家支持深入群众的宗教运动,它没有在世俗的人群之中打下牢固的根基。因此一当君王们撤去了护持以后,它就在国家之中失去了地位,只剩一群孤立的有学问的隐士团体而已。

(四)大乘佛学

大乘佛学的兴起被认为是佛教的光辉局势之一。具体表现慈悲的菩萨槪念,无疑地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旧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槪念。佛教的这一个新局势不仅仅是使印度人民而且使整个亚洲北部的人民感觉新颖动人。小乘佛学原来弘传于中央亚细亚和中国,但大乘佛学兴起以后不久即代替了原来小乘佛学的位置。大乘佛学系通过中央亚细亚和中国而传播到蒙古、朝鲜、越南、日本等地的。

大乘佛学的思想以“佛陀”、“菩萨”、“如来槊”等形式创造了许多新的神和女神的槪念,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药王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金刚手菩萨、多罗菩萨等。大多数菩萨都是某些抽象性质的人格化,如观世音菩萨表示慈悲,文殊菩萨表示智慧等。但是日久之后其所代表的抽象性质反不为人所见,而信徒们却忙于创造宗教仪式崇拜人格化的神。这在其它宗教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不久之后,大乘信徒就恢复了佛教教主所废除了的毫无意义的宗教仪式。由于有了神和女神,又有了宗教仪式,于是佛教的和尚们就更多注意于研究宗教仪式,而少注重精神上的修养了。因此他们就逐渐变成祭士了。从第四世纪到第七世纪三个世纪之中这种注重仪式的佛教吸引了一部分佛教信徒的信仰,使佛教哲学之中的各个学派和学者反而处于隐晦的地位。甚至像玄奘这样的学者们也不禁赞叹有国王和贵族们参加的浴佛行像的仪式。仪式派的佛教僧侣们以全副精神用于编写和朗诵赞佛颂文及陀罗尼和曼陀罗,这些都是在第七世纪这个时期所创造的。这个新型的佛教虽然离教主创立佛教的主旨很远,但是它却大有帮助于佛教的传播。

五 佛教在印度灭亡的原因

佛教之能够获得弘传,另外还有别的因素,姑且不谈,现在我们再探讨一下佛教在印度最后灭亡的因素。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一种制度或是习俗,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是有助于社会及宗教甚至人类的进步的,但是如果不随时有所修改,则日久之后,反而会阻碍进步,婆罗门教的奉祭制度和社会阶层制度,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的多神崇拜,君王的神权,以及魔术仪式和符咒等等,都曾经一时有用,但是日久之后,这些东西对于文化的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和原来的意义背道而驰了。许多曾经有助于佛教兴起和发展的因素,后来都变成了使它衰落的原因。

僧伽的超然地位 在佛教之中第一个像这样的原因就是僧众脱离广大人群的超然地位。这种超然地位曾经保证了僧伽的纯洁和精神修养的进展,但是日久之后,僧众们都忘记了教主原来的旨意,变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团体,专门从事精神上的修养或文化方面的研究,依靠别人的供给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渐渐地不关怀他们周围的人群的道德和宗教水准的提高。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之中和稍后的一个时期之内,僧伽不仅是精神修养的中心,而且还形成了颇受人欢迎的学术中心,不过僧众们的注意力却集中于制作论说,而忽略了对广大人群的教育。佛教无疑地对印度文化的进步作了许多贡献,而且对亚洲人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却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仰。一个宗教的成功,不仅仅是依靠教主,而尤其是要依赖大众。耆那教认识到这一个事实,它虽然在许多方面和佛教相似,但是它却主张组织俗人的社团。婆罗门教永存不息的力量就是在于宗教和社会不可分离的这一事实之中,因此只要社会存在一天,宗教也继续存在一天。佛教是印度唯一的不干涉现行社会制度的宗教,它允许这些制度自行发展。佛教没有规定关于诞生、婚姻、葬礼这三件人生大事的任何呆板的法律。像给孤独长者这样一个佛教信徒可以许他的儿女们和耆那教家庭出身的人结婚。佛教徒这种不干涉社会事务的态度,在开始弘传这个新教义的时候是有帮助的,但是后来这种态度却变成了使它衰亡的一个原因。

佛教的不干涉社会习俗的态度佛教教主所倡导的不干涉现行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无疑地是很得人心的,而且由于它容许人们保留自己原有习惯和信仰,因而使佛教得以普遍流传。但是这种不干涉的态度却逐渐地埋没了佛教本身的力量。佛陀是一个苦行者,是一个先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或宗教改革家。他本人出身于遵守婆罗门教制度的家庭,他的好几位著名的大弟子也是如此,因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真理,而不是干涉世俗信仰和习惯。他认为这些事都是属于缘起法的范畴,是如幻的世俗谛。他要人相信这些事都是无固定性的,唯一的真实就是湼槃。这种放任态度有长处也有弱点。教主和他的某些出色的弟子们在世的时候,这个态度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后来这种态度却促成了佛教的灭亡。甚至在初期的佛教典籍之中,也有婆罗门教诸神的地位,不过说它们都是无实性的而已,唯一的真实只是如来(见长阿含经中的摩诃三昧耶经)。后来寺庙中充满了神和女神、药义和罗义的偶像,又流行着崇拜这些偶像的仪式。后代的人们就专心一致地崇拜这些次要的东西,而忘却了教主原来的教法。简而言之,佛教就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信仰和仪式的中间失去了自己本来面目。

这种不干涉的态度在印度以外的一些国家之中也有同样影响。在每一个弘传佛教的国家之中,佛教的僧侣都容许人们奉行他们自古相传的崇拜仪式。佛教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的宗教史,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教在中国被认为是外来的宗教有几个世纪之久,占主要地位的是儒教和道教。有一些中国的帝王变成了赞美佛教和佛教哲学的人,并且尊敬从印度去的传教师。他们使用自己的权力使佛教获得了巩固的地位。虽然如此,中国的佛教究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和本土的信仰和习俗相结合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的西藏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佛教的最高槪念(真谛)和继续奉行原有的习惯信仰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时间的过程之中,这些不健全的习俗日益增强,反而使佛教的真正目的隐而不见了。当佛教在印度盛极一时的时候,婆罗门教的信仰习惯仍然继续存在,而且终于吞没了“三藐三菩提”的高贵而纯净的教义。

比丘们的学问的退堕另外一个使佛教衰落的原因,就是组成僧团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学识退堕了。只要这些学术中心能够产生有能力的作家、注释家和辩论家,佛教的旗帜就能够高挂不坠,别人也就会尊敬僧团中的成员。但是在事实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七八世纪的时候,从这些学术中心出来的学者们都不是非常博学的人,都在非佛教的作家和辩论家的攻击下败倒了。历史上虽然只保存了鸠摩利那和商羯罗二人的名字,但是另外一定还有许多在公开辩论会中击败佛教徒的人。那时候,在辩论中被人击败了是印度人生活中的严重事件,可以引起一个宗教、一个教派或一个论师的盛衰。由于僧伽成员之中的懈怠,或者是由于僧团不能吸收最好的知识分子的缘故,佛教的学术中心逐渐失去了君王和国人的信仰。

密宗的兴起佛陀虽然尽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他无法从印度人的思想中彻底清除对于阿达婆吠陀中所记载的咒语的信仰,以及神力、占课、巫术等等迷信信仰。在初期的佛教典籍中有保护咒语,在梵文佛教经典中有陀罗尼,这些都是密宗兴起的前兆。中国的藏族人和汉族人都喜欢这些咒语,他们用藏文和汉文译出梵文曼怛罗的原音。在念诵陀罗尼之前和之后,还要举行繁复的宗教仪式崇拜诸佛菩萨和诸天神。主持这种仪式的僧侣叫做“尾悌陀罗”。陀罗尼文学形成于公元四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密宗的作品,详细地叙述密宗的准备条件,即戒、愿、净、行、供养、念诵、定等等。密宗是高度发展了的禅定科学,在习定的时候要利用手印、坐势、坛场、咒语等来协助意识的集中。这个宗教认为两种极端相反的世间力量实际上是一个同一的力量,要求信徒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个理论。娑罗诃、吕巴、莲花金刚、因陀罗菩提都是著名的苦行者和阿阇黎,没有人敢说他们是仅仅教人行持五“摩伽罗法”的宗教传教师。不幸的是密宗的修持法被许多宗教骗子滥用了,因此而贬低了它的价值,而且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导师所倡导的高尚教义。

密宗的兴起使后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之间的深渊变狭窄了,不久之后,前者就把后者溶合兼纳了。那克西弥(毗瑟纽天的配偶)和辩才女神——文殊菩萨的伴侣,表示般若的多罗菩萨,甚至阿提佛陀,都被溶合到婆罗门教的万神殿中去了。在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佛陀和湿婆神已经混合到难于辩认的程度了。在初期的佛教典籍之中没有否认婆罗门教诸神的存在,而在后期的佛教典籍,如迦兰陀庄严经之中,婆罗门教的诸神,如乌摩(湿婆神的配偶)、大自在天和他的儿子迦尔提迦耶等,被说成为向观世音菩萨祈求解脱。

这两家的信仰显然是互相有所混合。信奉密宗的佛教徒人数很少,又隐居于寺院之中,于是逐渐都在婆罗门教的汪洋大海中湮没了。

宗教迫害佛教的传统告诉我们说,第一次对佛教的迫害是巽伽王朝的弗沙密多罗王(阿育王的第四代继承者)所作的。他是一个忠实的婆罗门教的拥护者。这个传统说法是不可靠的,还需要加以证实。史学家认为这种说法是佛教徒对这个在孔雀王朝以后即位的信奉婆罗门教的君王表示报复。

迦兰那和达那罗陀(藏文印度佛教史)都说那罗王曾经在迦湿弥罗焚毁了成千上万的佛教寺院。达那罗陀又说在那里代之而起的是非佛教信徒的宗教。在那罗王之后匈奴王摩醯逻矩罗,即佛教徒所称的郭弥山陀王,荡平了佛教塔庙和屠杀了很多僧侣和在家信徒。公元一一九三年库都乌丁的一个将军对佛教作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屠杀了那些住在像那兰陀和鹿野苑那样庄严的寺院之中的僧侣,并且焚毁了在这些寺院之中所搜集到的经典手稿。因为佛教集中于寺院之中,所以在很短的时期以内就可以毁灭佛教信徒和他们所收藏的文物典籍。佛教僧侣也一定是在这个被人屠杀的时期逃亡到尼泊尔和其他安全地方去的。我们感谢尼泊尔人为我们保全了一些有价值的手写经典。佛教和佛教的文物典籍在印度几乎被彻底地消灭干净了,除了文殊根本劫经以外,我们在印度还没有发现另外一本佛经,这实在是一件奇事。因此我们感谢锡兰人为我们保全了巴利文典籍,感谢中国人(包括藏族人)保全了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和论著的翻译本。最近我们在西藏发现了梵文原文手稿,据说在朝鲜也有梵文原文经典。我们希望能发现更多的原文典籍。如果不是尼泊尔人、锡兰人、中国人(包括藏族人)的朋友们保存了这些典籍,我们今天几乎不能知道佛教曾经在印度存在过。

六 结论

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来说,佛教无疑地已经在它兴起的国土里消失了。但是它的精神却渗入了印度人的思想之中,从这一方面看,它现在仍然有充沛的活力存在于印度。大多数印度教徒现在仍然不赞成在祭坛上献祭动物的观念,凭良心说,他们也不赞成社会阶层制度。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吠陀经典是天神的启示,或者相信佛教以前的神话槪念。佛教第一次告诉我们有理性的思想方法,最初使印度的哲学思想有理性基础的也是佛教的著作。近代欧洲思想家赫胥黎也说,最佳的大乘经典中包含了有根据的“无常哲学”——在某些方面说这是一种比任何其它哲学更趋圆满的学说。在大乘典籍之中我们找着了人类心里学的最完善的解说,对人类而言生死和湼槃、时间和永恒是无二无别的。我们最早的关于论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作品也都是佛教徒著述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像马鸣、龙树、圣天、世亲、觉音、法护这些大师们对印度哲学著述所作的贡献,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超过的。

佛教不是外来的宗教,它是印度人根据婆罗门教的教义和传说所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因此,它和婆罗门教一样都是印度本有的宗教。佛教的主旨是要从一般人的心中除去某些错误的观念,在这一方面它是有很大的成功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实究竟有多少佛教的神被吸收到后期婆罗门教的万神殿中去了,也不知道婆罗门教的宗教运动,如萨克他教派和怛特罗教派,所受佛教徒的影响究竟如何。在孟加拉所流行的“达摩塔库”崇拜,显明地是后期佛教所遗留的痕迹,目前在印度教徒之间流行的许多信仰和习惯也都是如此。一个在印度存在过一千多年的宗教当然会变改我们的一些看法,在我们的信仰和崇拜形式上留下显明的痕迹,这是毫无可疑的。

佛教最大的成就还不是使婆罗门教获得新生,而是在国外传播了印度文化。我们可以想像当佛教僧侣们走出寺院,在没有人保护和协助的情况之下,向那些并不准备接受佛教的人民宣传佛教的真理,他们所冒的危险和所负的责任是多末巨大。他们能够赢得那些外国人民的心,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忍耐力和坚持力,以及他们为别人服务的愿力所产生的说服力。他们制定了这些人民的性格和槪念,使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接受了佛教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想像到他们的伟大成就。艺术、建筑、崇拜仪式,甚至风俗习惯都受到印度的影响。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是使用武力,也不是用财富的诱惑所完成的,而是通过纯粹的善意所做到的。这些不可思议的成绩都是那些一贫如洗不考虑物质条件的僧侣的精神所产生出来的。在这种危险的传教事业中究竟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没有记录可查,有姓名可考的只是那些使佛教在外国有了巩固基础的人们。

我们如果能够恢复被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控制的环境所中断了的和各国的文化联系,那就会对印度带来一个愉快而又光辉的日子。印度应当首先提倡恢复我们和各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我深信别的国家一定会给予迅速的响应。

作者 : 印度恩·杜特博士

李晓明译

(译自一九五五年六月份印度摩诃菩提月刊)

- 来源 : 宝莲寺佛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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